父亲的运煤车,开到女儿的毕业展
发布时间:2024-07-03 14:11:21 | 来源:中国青年报 | 作者:尹海月 | 责任编辑:卢晓茜山西阳泉牵牛镇村废弃的煤矿。受访者供图
李晴的作品《靠煤吃煤》。受访者供图
4月,山西阳泉,李晴在村里废弃的煤矿拍摄作品《被黑簇拥的蓝》。受访者供图
旧卡车20多岁了,车漆脱落,车身满是锈迹。按照国家标准,它本应在8年前就被回收、拆解、销毁。
李晴把它运到了北京,装饰好,在中央美术学院里展览,作为她的毕业作品。关于这辆卡车,她记得父亲曾说,“你就是靠它读的大学”。
旧卡车以前没有名字,在山西省阳泉市,它运煤、运水,和村里30多辆卡车一起,灰头土脸着,也维持着人的生活。今年5月,它有了名字,叫《被黑簇拥的蓝》。车斗里贴上马赛克瓷砖,装满水,水倒映着天的蓝,飘着彩色的泳圈。
“‘黑’是煤炭,‘蓝’是建立在‘黑’之上的美好明天。”李晴在村里废弃的煤矿完成了她的作品,其中还包括一些照片和视频。她在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读书,作品中会用到各种创作材料。在毕业前夕,她想致敬父亲,也期待父母能更理解她的专业。
很多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有关这个作品的解读、报道,还有很多网友分享看到这辆车的感受。有人说这辆车让她想起了靠板车卖卤菜、养活一家五口的母亲。还有人从中感受到艺术的魅力,“艺术是梦,是回忆,是和你联系的一切”。
李晴和卡车同岁。她记得小时候,父亲李建堂在老家煤矿运煤,回家时洗完脸、衣服,水都是脏的。靠拉一吨吨煤,李建堂在阳泉市买了房,李晴幼儿园就在市里读,寒暑假时回村住。
她还有两个姐姐,一家五口常挤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过春节,父亲开卡车捎人去拜年,宽敞的车斗里能坐十几个人。后来,煤矿关了,父亲给缺水的村子拉水、送水,收入支撑女儿学艺术的费用。“如果没有这辆卡车,就没有我的今天。”李晴说。
设计这件作品,她准备了半年,设想过很多方案,比如:用煤炭堆一个倒立的“矿井”,投影煤矿工人的形象;和父母互相写信,却把每个字拆成笔画来读,体现与亲人沟通时的“言不达意”。最终,她选中了父亲的旧卡车。
她爬到车斗里,透过驾驶舱后的玻璃,拍下父亲开车的场景,玻璃上积攒的灰尘,是她为父亲艰辛工作找到的注脚。李晴还想过,在车斗里放上煤、家庭的旧物、照片,种上庄稼,或者搭建梯子,表达父亲和卡车支撑她走到今天的意思。
最终,她和老师一起定下了方案,卡车斗改成泳池的模样,戴上黄色安全帽、脸上涂黑的煤矿工人泡在水里,对着镜头比“耶”,露出白花花的啤酒肚,时不时发出笑声。
李晴说,家乡水资源不富裕,很多煤矿工人从矿井上来后都想着用有限的水洗干净,而不是用水娱乐。“希望自己能做出来一些东西,让他们也能享受到。”
那些从地壳深处开采出的黑色的物质,她最熟悉的煤炭,不仅维系她的生活,还给她很多艺术上的灵感。
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她创作的一个作品《请给我一个太阳》:把煤炭和植物放到密闭的亚克力盒子里,煤炭燃烧产生热量供植物生长,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助煤炭燃烧。“就像我跟父亲的关系,互相给予。”
阳泉作为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加工基地之一,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阳泉人将煤炭、耐火材料、硫铁矿运往上海,返回时带着时尚服装、自行车等。一时间,阳泉成为晋东地区最热闹的城市,被誉为“小香港”“小上海”。20世纪80年代,乡镇煤矿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
李晴的家乡牵牛镇村位于阳泉郊区,四面环山,有着1000多年的陶瓷发展历史。李建堂原本在陶瓷厂工作,1996年,工厂关停,他成了一名运煤工人。
他记得,那时村里200多人在煤矿上班,男人挖煤、卖煤、运煤,女人负责费用结算、给矿灯充电。下了班,人们去商店、饭店消费,“每天红红火火”。
那时,靠拉煤,李建堂一年能挣几千元,“收入在中等偏上水平”。2000年,李建堂花两万多元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同在这一年,他有了三女儿李晴。
在李晴的记忆里,家对面煤矿的烟囱总飘着烟。煤矿上班的人多,村干部会用大喇叭通知村民领东西。
富足与风险同时到来。李建堂回忆,村里几十辆卡车行驶在路上时,煤尘四处飞扬,人的鼻涕都是黑的。衣服洗完晾晒,风一刮,粘上一层煤灰。原来村里有一处河道,挖煤后,河道里的水被污染,不能饮用。李晴还听父亲提起过,有同乡因矿上的事故遇难。
2010年年底,山西省30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淘汰关闭。
李建堂说,2011年以后,煤矿关了,村里的空气变好了,但人也少了。年轻人去北京、上海当保安、网约车司机、服务员,老年人坐在空荡荡的村庄里晒太阳。
李晴考到北京上大学,跟同学讨论当代艺术,四处看展览,更感到一种“落差”,“阳泉只有一个展览馆,大街上的年轻人也很少”。
李建堂渐渐衰老。常年开车,他落下了腰痛的毛病。车也老了,乡村小路颠簸,人来回晃动,刹车时,李建堂要咬紧牙,使劲把手刹往后拉,车发出刺耳的响声。
过去,李晴曾拍摄父亲装水、运水的工作,她担心过把衣服弄脏,并为自己的担心感到羞愧,“我父亲每天都这么干活儿”。
李建堂靠拉水每个月只能挣两三千元。在李晴的记忆中,父母一直很节俭,什么都舍不得扔,吃剩饭,衣服穿破才买新的。姐姐买的按摩椅两人很少用。他们的日常生活有些枯燥,母亲在家里待着,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他们已经习惯了吃苦,身体和思想都停留在那个时代。”
这对父母却把女儿托举到了艺术的世界。小时候,李晴喜欢动漫,立志当一个画家,母亲便给女儿报了培训班。上课时,听老师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就能当画家,李晴又想走艺术特长生的路。
“特长生花费大。”李建堂起初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女儿。“孩子愿意干的事是珍贵的事。孩子高兴,我也高兴。孩子不高兴,我心里也难受。”他说。
为了支持女儿学艺术,李建堂更卖力地工作。李晴回忆,父亲那时经常早上五六点就开着卡车出去拉水,到晚上才回来。但李晴第一年高考文化课没过线,她想复读,亲人都觉得风险大,只有父亲支持她,“只要付出就有回报,她愿意的事就好说”。
第二次,李晴没让父亲失望。得知她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时,李建堂很高兴,他说:“这是这个专业的最高学府。”
李建堂贷款3万多元交上了女儿的学费。知道父母不易,李晴在学校很努力,她带着作品走进上海、北京、绵阳的艺术展,获得过十几项荣誉和奖金。她给父母买了两部新手机,剩下的钱用于毕业创作、还贷款。业余时间,她还在学校勤工俭学,骑着轮滑车给同学取快递,挣零用钱。
“她优秀,我们干活儿也有劲。”李建堂语气里透露着自豪。不过,他和爱人都不了解女儿的专业,也不知道实验艺术是做什么的。
听说女儿要把卡车车斗改造成泳池,他的第一反应是“胡闹”。但听到女儿说“不改装我就毕不了业”,他只好妥协。
虽然不明白这么改造的意义,但他能感觉到,女儿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李晴记得,改造过程中,有个村民站在自家房顶上,看到这一幕,问李建堂“在干啥”?父亲自豪地说:“我这辆车要去北京了!”
还有一次,父亲开车遇到村委会主任,兴奋地说,“你看后边,看后边”。然而人家并没有看,让他赶紧把废弃的卡车处理掉。
改造完成后,李晴邀请当矿工的表哥和他的同事进入“泳池”玩耍,表达一种“回馈”的意思。她希望自己的作品,“为我的父亲和家乡去做一点事情”。
拍摄那些工人时,李晴没有给他们设定动作,而是让表哥拍下他们最真实的状态。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作品展出后,有人评论,“为什么这些煤矿工人的身体这么白?”“他们就觉得矿工应该黑不溜秋,完全没有想过,他们(工作时)不接触太阳,相比其他工人确实要白一点。”
看到网上的各种评论,李建堂夫妇俩“有点理解”女儿的专业了。
在中央美院今年的毕业展览中,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学生的作品共有40多部,其中很多作品都引发人对自我探索、家庭教育的思考。但学院最终还是把一个一等奖名额给了这辆象征“过去”的旧卡车,另一个则给了探索未来人工智能的作品。
老师向李晴解释:“它引起了更多人共鸣和思考。马赛克的蓝色、安全帽的黄色,在一种社会洪流下,呈现出一种欢乐的基调,给人以力量。”老师还鼓励她,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语言,把家乡的人展现给更多的观众。
这也是李晴一直在思考的,“我生在乡村,有自己的特殊性”。学校组织学生去村里调研,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打地铺,虫子多,也没有空调,很多同学受不了,但她觉得没什么——小时候,她经常上爬满蛆虫的旱厕,也习惯了屋里零下几十摄氏度、等待煤炭燃烧起来时的寒冷。相比环境好坏,她觉得“只要能干我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
但她终究只有20多岁,作品展出也意味着自己的人生袒露在公众前,“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背景、也没什么经济实力的人”。说着,李晴想到了父亲,并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忍不住掩面哭了。很快,她恢复了平静。“只是说出来有点难受,后面也觉得没啥了。反正我有能力、我优秀,没关系。”
毕业展览结束后,李晴又带父亲的卡车去了北京另一处展览,秦皇岛的阿那亚戏剧节也向她发出了展览邀约。“我带爸爸的车去了更远的地方。”她在朋友圈里写道。
获得本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后,李晴选择乡村美育、社会振兴的读研方向。她还不太了解这个专业的收入前景、就业方向,但本能地觉得适合自己。
“基于乡村现在的面貌,去做艺术创作,赋予它们艺术价值。”这是她打算为父母和家乡做的下一件事。
(记者 尹海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