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十位老兵的抗战故事

抗战老兵刘德山和女儿翻看照片。

本报记者张文豪摄

抗战老兵鲍启太为中小学生讲述战斗故事。

张妍摄

抗战老兵郄顺祥的女儿为郄顺祥整理衣服。

梁子栋摄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抗战老兵孟繁德。

本报记者门杰伟摄

抗战老兵宣钜华勉励新兵扎根军营、建功立业。

徐伟摄

抗战老兵赵明秀敬礼。

马梦迪摄

抗战老兵刘寿山敬礼。

新华社记者胥冰洁摄

辽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群众缅怀革命先烈。

邹新江摄

抗战老兵马凤俭向志愿者讲述革命故事。

洪星摄

抗战老兵张玉和。

受访者供图

抗战老兵景宝梅。

杨明欣摄

抗战老兵朱志成讲述红色故事。

徐昌政摄

江西赣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抗战老兵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胡江涛摄

江苏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广场雕塑。

影像中国

“抗战长城”——北京密云区古北口长城。

新华社记者李京摄

“我们是让敌人防不胜防的‘夜老虎’”

本报记者 范昊天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百岁老人李德富哼唱起《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很难想象，这位在离休后喜欢唱歌、打太极、上老年大学的慈祥老人，曾经是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铁道游击队的一员。

李德富1924年出生于河北，5岁时随家人投奔在山东当铁路工人的父亲李连生。1939年10月，父子俩跟随队伍加入了八路军苏鲁支队。

1940年冬天至1943年春天，日伪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采取“扫荡”、蚕食等手段，意图消灭当地的抗日武装，鲁南军民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努力打破敌人封锁。“我们是让敌人防不胜防的‘夜老虎’，行军走路飞快又轻巧，擅长‘突然扑食’。”李德富说。

1943年10月，李德富被任命为鲁南铁道大队长枪队政治指导员，这支大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他和战友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依托微山湖地区群众支持，扒火车、截铁路、炸桥梁，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截获军火物资。

为了对付铁道队，日军高级特务渡边一郎在临城组织了“伪铁道队”，假冒铁道队队员趁夜窜入村里肆意抓捕无辜的乡亲。李德富和战友们发誓要“除掉这个祸害”。

一天，铁道队在下殷庄附近发现了敌人的行踪。大队长刘金山让大部队跟着敌人，李德富则带着一个班埋伏在李家楼附近的小高地。鬼子进入埋伏圈后，李德富指挥长枪队在黑夜中瞄着敌人方向猛烈射击。天亮后，他们从俘虏口中得知，渡边一郎已被击毙。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李德富还参与了沙沟受降。当时，日军拒不向鲁南铁道大队投降，我方据理力争，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并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一支日军向人数和装备远逊于自己的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在抗战史上十分罕见。

抗战胜利后，李德富参加了解放战争，1965年随部队到湖北武汉工作，1980年从部队离休后，在湖北省军区武汉第十七离职干部休养所安度晚年。

离休后，李德富经常到中小学作义务宣讲，用当年的战斗故事教育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从小树立远大理想。“我们那时候行军打仗都不穿鞋的，只有战斗之前才换上鞋子，平时走路趾甲不知道掉了多少次，顾不上疼，只想着怎么歼敌……”质朴的话语，道出了一位抗战老兵的初心。

“号角吹起来，就要向前冲锋”

本报记者 张文豪

戴上老花镜、摩挲着相框，在河南民权县一处小院里，抗战老兵刘德山对着一张照片看得入迷：这是他10年前在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时的场景。当时，作为抗战支前模范代表，老人乘敞篷车驶过长安街，被媒体定格下了挥手致意的历史瞬间。

“那一刻，我全身有用不完的劲，好像又回到了战场！”虽年事已高，刘德山声音依旧洪亮。胸前，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以及各种荣誉勋章闪闪发光，“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了，我想再等一枚。”

时间倒回上世纪20年代，刘德山出生于黄河故道南岸的民权县，两岁时便被家人带出去逃荒。1942年，他丢掉乞食的饭碗，加入新四军四师。

抗战烽火中，他转战豫东各地。在永城代庄，上级命令他们配合攻打日伪汉奸。他和战友“小米加步枪”，打死、俘虏汉奸300多人，又乘胜追击，俘虏驻扎在吕寨的汉奸，一举端掉了当地的汉奸武装。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宁死也不做汉奸。”老人说，虽然装备落后，但新四军群众基础好，军民联合打了不少胜仗。

一次战斗让他至今无法忘却。1945年春，永城二十里铺，刘德山所在连队要阻击日军犯境。“第一枪，我打的！当时，我们手里是步枪，打完一枪得上膛，而敌人装备好，有重机枪。”老人回忆，最后部队边打边退，子弹从他耳边呼啸而过。一不留神，跑在他前边的战友被射中身亡。说起这段往事，老人难掩悲痛。

夜晚，他带着班里两名战士，摸黑赶到阵地，找到了阵亡的战友。“当时没有担架，两个战友在前抬着肩膀，我在后边抬着腿，没顾上喝一口水，把他送到了几十里外的老家。”

端起枪上战场，后不后悔？老人抬起裤腿，左腿膝关节处凹痕明显。一次战斗中，手榴弹在他身边炸开，刘德山来不及躲闪，腿上受伤7处。“号角吹起来，就要向前冲锋！”老人说，硬身板、铁骨头，那是战火淬炼出来的。

老年的刘德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总忘不了年轻时的烽火岁月。10年前，县人武部同志带来好消息：请他赴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陪刘德山到北京的儿子刘建华回忆，父亲与老兵们畅谈，仿佛重回青春营帐。当敞篷车驶过天安门，他挺直脊梁，向人群挥手致意。“那种荣光，感觉这辈子没白来过。”刘德山说。

“守卫自己的家园，义不容辞”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河北石家庄市井陉县井新花园人才公寓里，有一位特别的住户——年过百岁的抗战老兵郄顺祥。

客厅里，不同时期的军装照布满电视墙面，几个纪念章收藏盒整齐摆放在茶几上。“这些可都是老爷子最宝贝的东西！”郄顺祥的女婿刘建文笑盈盈地说。

“19岁那年，我和哥哥是‘炮楼下的民兵’。”郄顺祥的老家在井陉县威州镇西街村，当时，日军已侵占村子，在村子的高处建了一座炮楼，监视村民和八路军的情况。郄顺祥和哥哥则在炮楼的监视下行动，秘密为当地游击队守卫枪支等物资。

不久后，意外发生了。“隔壁村的一个民兵被日军发现了，日军烧毁了他的房子，杀死了他们一家人。”尽管过去多年，可无论何时想起，郄顺祥仍感到十分悲痛，“守卫自己的家园，义不容辞！”1944年8月，郄顺祥正式加入当地游击队。

“我们都是晚上行动，主要去干扰和偷袭日军驻守的炮楼。”郄顺祥说，炮楼建在地势高处，难以攻下，大部分时候，大家或是在炮楼周围进行干扰行动，或是在日军或伪军下山路上埋地雷，起到震慑作用，防止他们在村里残害百姓和八路军。一年多里，郄顺祥和队员们先后干扰和偷袭了土岸、孙庄等炮楼近百次。

“哪次让您印象最深？”记者问。

“南方口那场偷袭行动，他们成功将炮楼攻了下来。”担心岳父累着，刘建文在一旁补充讲述。郄顺祥急得直摆手：“我记得最清楚，自己说。”

“当时，我们提前埋伏在炮楼周围，趁着吊桥下放，快速冲了进去。”郄顺祥说，很快他们便控制了炮楼上的几名伪军，但3名日军却顺着炮楼内设的通道往下逃，藏进地道里。为彻底歼灭炮楼里的日军，最后他们将炮楼整个烧毁。

1945年6月，郄顺祥加入晋察冀军区部队，参加了大小战役10多次。背部中了3枪，右臂上侧被敌军子弹穿过，左脚5根脚趾被炮弹炸伤……“现在我这5根脚趾都不能打弯，影响正常行走。”战争在这位百岁老人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受过这么多次伤，不害怕吗？”

“不怕！咱们共产党员不怕死，牺牲了都是光荣的！”郄顺祥的声音坚定有力。

“我们打仗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发展经济也是如此。”如今，郄顺祥每天读报看新闻，“好日子来之不易，我们要接续奋斗、继续努力。”

“纵然情况危险，也没有半分退缩”

本报记者 门杰伟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吉林长春市二道区，今年98岁的抗战老兵孟繁德坐在家中，唱起《在太行山上》这首抗战歌曲，声音洪亮。激昂的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27年10月，孟繁德出生于山东邹平。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年幼的孟繁德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走进周边40余个村镇演唱抗日救国歌曲。孟繁德说：“虽然当时我们年纪小，还不能拿枪上战场，但也要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0年，年仅13岁的孟繁德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组建的卫生训练队，由此正式参军入伍。

孟繁德回忆，当时日军“扫荡”非常严重。他们一边反“扫荡”，与敌人作斗争，一边抓住每分每秒学习医疗知识。“山里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房子就自己搭木棚，没有照明灯就点火把，没有医疗器械就拿木头铁丝做。”3个月后，孟繁德圆满完成学习任务，被分配到清西军分区担任卫生员。

战地医院没有固定场所，伤员分散隐蔽在各个村庄。“这村住3个，那村住5个。”孟繁德回忆，药筐里装着消毒水、纱布、镊子、药膏等简单的医疗用品，他需要抱着用包袱包裹好的药筐穿梭于村庄之间。不起眼的药筐，成了连接生命希望的纽带，也成了他战斗的武器。

危险无处不在。1943年秋天的一次惊魂时刻，让孟繁德永生难忘。“我抱着药筐走在道上，迎面就看见了日军的骑兵，离我不过三四百米！筐里装的是伤员们生存的希望，要是被发现就全完了。”情急之下，孟繁德一个闪身躲到路旁，紧紧护住怀中的药筐，屏住呼吸。日寇见孟繁德年纪尚小，没有多想便与他擦肩而过。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孟繁德还参加过许多。他清晰记得，曾3次奉命护送重伤员穿越敌占区，在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道路中为伤员搏出一线生路。每一次穿越，都是在生死边缘擦肩而过。“纵然情况危险，也没有半分退缩。”孟繁德说，“坚决抗战到底，不怕流血牺牲！”

硝烟散尽，孟繁德随部队转战，继续从事医疗工作，最终扎根长春。“虽然不能再为国家披甲上阵，但是我始终坚守初心，为国家奉献余热。”孟繁德说，“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希望今天的青年人接好担子，将国家建设得更好！”

“敌人狠呐，可我们不怕”

本报记者 王昊男

北京朝阳区劲松九区一座居民楼里，97岁的张玉和静静躺在床上。女儿张维维掏出手机，点开“八路小张”的微信账号，送到老人眼前。张玉和嘴唇翕动，眼眸里骤然迸发出光亮。

“碰到与抗战有关的内容，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转给他。他爱看！”张维维说，这个微信账号，是前些年张玉和的外孙帮着注册的，对这个昵称老人非常满意，“我们知道，那是父亲刻在骨子里的抗战记忆。”

张玉和，1928年出生，8个月丧母，12岁丧父，奶奶一手将其带大。1942年，14岁的张玉和目睹日寇暴行，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报国会。张玉和回忆：“那时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

刚参加革命时，张玉和是没有枪的。没有枪，热血便是武器，张玉和的第一场特殊战斗在夜幕下展开。

那时，张玉和的家乡（今北京平谷）附近，日寇沿公路每隔二里地便筑起一座炮楼，并在路边掘出四五米宽的深沟，意图困死八路军在附近山中的机动力量。八路军要过沟有一个办法——在壕沟沟壁上挖“脚窝儿”。“脚窝儿”像一道暗梯，部队官兵踩着它从沟里“拾级”而上，爬上沟沿，就能设法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当时，父亲的任务是为八路军在封锁沟壁上秘密挖掘‘脚窝儿’。”张维维说，每每回忆起当时的任务，父亲都很激动，“敌人的炮楼近在咫尺，既要躲避探照灯，还要动作迅速，队伍都等着呢！”

战斗远不止于此。挖电线杆、断电线、打埋伏……张玉和与战友们每一次行动，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一次伏击，他在土墙后刚低下身子装弹，一颗子弹“嗖”地射来，灼热的气浪擦过耳际。

“那次最险。”多年后张玉和对女儿回忆，“子弹偏一寸，我就要战死沙场了。”在张维维的记忆中，父亲常念叨那些惊心动魄的夜晚：“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坟头当枕头，枪搂在怀里，耳朵竖着听动静……敌人狠呐，可我们不怕！”

1943年9月，张玉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战火硝烟散尽后，他的人生轨迹从人民武装工作、农村工作，到最终投身北京的北运河治理。岗位在变，“八路小张”始终如一。离休后，他教诲子女：“不要贪图钱财！要比就比谁工作干得出色！”

“当年，同村参军的青年一共7人，其他6人都牺牲了。”张维维说，前几年，张玉和常在深夜睡梦中突然拳打脚踢，“还会厉声呼喊，‘冲啊’‘小心手榴弹’……那是他脑海里最深处的记忆。”

“炮弹飞来，要趴在伤兵身上”

本报记者 徐靖 金正波

安徽宣城市九洲小区的一楼小院里，阳光透过枝叶洒在轮椅上，96岁的鲍启太，时常坐着它去附近公园转转。

老人家中，陈设简单，客厅醒目处摆放着一张戎装照。照片里，老人精神矍铄，胸前挂着的一枚枚勋章闪闪发光，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鲍启太，1929年出生。“那时候家里穷，没得吃也没得穿。”老人笑着说，交不起上学的三担米，平日里就帮帮工、放放牛。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到来，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少年时的鲍启太，听闻了太多日军在周边村庄的残忍暴行，更曾亲眼见到日军刺死老人。“穿军装，上战场，打鬼子！”在年少的鲍启太心中悄悄萌芽。

11岁时，他多次申请参军，“个头还没枪长”的他，每次都被拒绝了。不能参军也不放弃，他自己组织村里同龄人训练列队，为上战场做准备。

近年来，鲍启太记忆力逐渐衰退，口齿也不清晰了，但忆及年少，目光炯然。

1941年，鲍启太第一次参加新四军，后因部队转移，与部队失去联系。1943年，他再次找到新四军，当过通讯员、勤务员。

鲍启太曾被送到新四军的卫校学习，后来在新四军第七师医院某分所当卫生员，一开始主要负责发药工作。

“发药一点岔子不能出，我就把药品英文名的开头、中间、结尾几个字母抄在手臂上，一个个对。”鲍启太说，为了干好卫生员，他努力背英文，26个英文字母从头背到尾，直至滚瓜烂熟。

对卫生员来说，伤员的生命重于一切。“炮弹飞来，要趴在伤兵身上。把我打死了不要紧，不能把伤员打死了。”鲍启太斩钉截铁地说。

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曾亲眼见到战友们在机枪扫射中倒下，河水被染得通红。鲍启太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越是艰难，越要把侵略者赶出去。”

鲍启太曾经跟随部队来到山东枣庄。“我身手不错，连里派我爬到城墙上把几个日本鬼子干掉。”刚爬上墙头，炮弹迎面而来。鲍启太老人摸着左胸口告诉记者，就是在那场战役中，他受了伤。

抗日战争胜利后，鲍启太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那些年，我记不得受了多少伤。”老人展开右手大拇指，粗大的关节里，还残留着当年的炮弹碎片。

累累伤痕，换来了如今幸福生活。近日，宣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老兵赴市第十一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讲台上，鲍启太告诉孩子们和平的珍贵与奋斗的意义，叮嘱孩子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当红领巾系上脖颈，老人笑容灿烂，仿佛看到了红色血脉在稚嫩肩头延续。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本报记者郑洋洋 人民网记者王晏如

“那时候的日子苦，部队条件也很艰苦，可是再苦我们也要坚持抗日。”山西太原市小店区北营街道田和社区的一间民居里，98岁的老兵赵明秀向记者讲起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日本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因肺部功能退化，赵明秀呼吸声沉重，嗓音低哑，但提起侵略者的暴行，他的音调明显高出许多。

1927年，赵明秀出生在山西神池辛窑坪村。14岁那年，他在家乡参加了部队，成为八路军小战士。

少年时的赵明秀个头高、体格棒、反应快，攀墙登高不在话下。武工队干部见他胆大机灵、动作麻利，外出开展敌后武装工作常带着他。“我那会儿是个小娃娃，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他穿上破衣烂衫，把脸抹脏，借送洋烟之名进入日军的炮楼探察敌情。

夜色掩护下，赵明秀和战友们一起打击鬼子的炮楼据点，摸岗哨、挖公路、剪电话线，切断敌人的供给和通信联系。

“我年纪小，执行任务时，武工队的干部总是远远跟在后面保护我。”他的出色表现屡屡获得武工队干部的表扬。讲到这里，赵明秀突然支起佝偻的身躯，举起右手，竖起的大拇指微微颤抖：“干部给我竖个大拇指，拍着我的肩膀夸我是个好‘小鬼’！”他咧嘴笑了起来，像个顽皮的孩子。

后来，年龄渐长，赵明秀走上了战斗前线。作战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武器装备水平更是与敌军差距巨大。“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赵明秀说。

攻打神池县南辛庄村，是赵明秀第一次走上战场。那场战斗大获全胜，战友们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赵明秀也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枪，由此成为一名重机枪射手，“用鬼子的武器，武装我们的队伍！”

经过刻苦练习，赵明秀射击水平快速提升，在神池、五寨等地的多场战斗中，用机枪与日本侵略者拼杀，“战场上，我缴获了很多轻重机枪，还评上了‘优秀射手’。”

枪炮无眼，战场上危机四伏。一次，赵明秀正猫腰低头挖战壕，突然感觉有东西擦着后脖子掠了过去。回到住处脱下衣服，才发现军帽后檐和军装后领，已被敌人的子弹打穿。

这样的惊心时刻，赵明秀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他缓缓说道：“上了战场就是要冲锋在前，勇敢无畏，不怕牺牲。”

经历过抗日战火洗礼的赵明秀，后来又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一场场战斗中冲锋。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他一生都在践行的信条。

“唯一的念头就是保家卫国”

本报记者 王者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走进山东临沂市沂水县养老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廊道里传出抗战老兵景宝梅的铿锵歌声。

1926年，景宝梅出生于沂水县，1944年10月加入革命队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洗礼。

18岁那年，面对日寇侵略，景宝梅毅然参军，投身抗日救国。从医院到前线，她随部队转战山东多地，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紧急任务，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咱心里不怕牺牲，唯一的念头就是保家卫国！”

担任部队卫生兵时，景宝梅日夜坚守在救治伤员的岗位上，与死神展开惊心动魄的较量。个子高挑的她，常被安排在前线抬担架、扛伤员，穿梭在枪林弹雨间。

一次战斗中，伴随日军攻势加强，我方伤员数量急剧增加。景宝梅刚刚将一名重伤员抬上担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听到不远处传来战友的呼喊：“还有伤员，快来帮忙！”

顾不上疲惫，景宝梅立刻转身朝着呼喊声的方向跑去。炮火硝烟中，她发现了一名腿部受伤的战士，鲜血已经将裤子染红。来不及多想，景宝梅迅速蹲下身子，简单为战士包扎伤口，和战友抬起担架奔跑。

就在这时，一枚炮弹在不远处爆炸，强大的冲击力将他们震倒在地。脸颊被弹片划伤了，但景宝梅顾不上疼痛，第一时间检查伤员情况。确认伤员无恙后，她和战友再次抬起担架，最终成功将伤员送回后方。

“以前这里是长长的一道，现在皱纹多了，看不太出来了。”采访中，景宝梅用手轻摸颧骨，疤痕若隐若现。

一次夜行军，景宝梅在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奔波几个小时后，感觉脚趾钻心地疼。她生怕拖了部队后腿，咬紧牙关，忍痛前行。到了临时休息点，脱下鞋子一看，渗出的鲜血已粘住了袜子。

这次受伤，由于后期恢复欠佳，景宝梅的脚趾变形严重，到现在还经常红肿疼痛。她却说，“比起战士们受的刀伤枪伤，我这点疼痛不算什么。”一道道伤疤，既是岁月的见证，也成为陪伴她一生的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景宝梅积极投身基层建设。她参与过治理沂河、建设跋山水库，挽起棉裤腿站在冰凉的水中掏砂清基，一干就是几个月……“干工作，就是要排除万难！”她说。

“这是俺哥，他被敌人残害牺牲了，俺一家子都心甘情愿报效国家。”采访结束时，望着绿荫下透过的暖阳，景宝梅拿出一张珍藏的老相片，“现在算是苦尽甘来，他应该也会为我开心和自豪的。”

“不吃这些苦，又怎会有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申智林

“日寇对根据地扫荡，一次就残杀了我6名亲人。”一遍遍摩挲着胸口，年近百岁高龄的张庆功，回忆起84年前的腊月二十一的下午，仍无比沉痛，“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1926年11月，张庆功出生在山西沁源县一个普通家庭。1941年，日军集结重兵，向沁源分进合击疯狂“围剿”，实施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

“那天我一家和三伯母一家转移到5公里外的破旧窑洞里，还是被敌人发现。我一岁半的弟弟被母亲抱在怀里，子弹贯穿他的头，又穿过我母亲的身体，残忍至极。”张庆功悲苦万分。

“国仇家恨，让我穿上了军装！”张庆功表示。1942年2月，16岁的张庆功加入沁源县一区抗日游击队。“我上午参军，下午就上了战场，一点没有怕过。”他说。

根据地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保护群众生产。194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针对当时驻沁源日寇据点持续侵扰群众春耕的问题，张庆功所在的营联合其他几支部队，一起对沁源县城关日寇据点奇袭。

“我军三路突击队一齐出动，分别对抗来自南北两路营房和中路指挥所的敌人。”张庆功说，指挥所建在小土山包的半山腰，上面有堡垒，自己跟着战友，一路“摸掉”了敌人的警戒哨兵，直捣指挥所。

枪林弹雨中，张庆功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次，因为汉奸出卖，他所在的部队即将被日寇包围。突围中，敌人一颗子弹从张庆功的小腿贯穿而出。幸运的是，子弹没有在体内爆裂，也没有打断骨头。“突围后，在老乡家住了七八天养伤，能下地了，就又跟着部队走。”张庆功回忆。

抗战期间，张庆功担任过班长、排长，最多时带队近30人。“只有几支步枪，子弹也不多，战士们就揣着自制的手榴弹跟敌人战斗，其余物资全靠缴获，几年时间，居然慢慢将枪都补齐了。”讲到这里，张庆功笑了。

渐渐地，部队的战斗区域从根据地逐步外扩，从沁源县一路战斗到沁县，甚至更远。“到后面感觉敌人不敢出来打了，越来越收缩。”张庆功说。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欢呼雀跃中，张庆功还在想：“要不是他们逃跑太快了，肯定要多送他们几颗子弹。”

后来，张庆功又跟着部队，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保生活、保生产，哪里最苦最累，都赶在前头，这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张庆功轻叹一声，又笑了，“可是，不吃这些苦，又怎会有幸福生活？”

“我身后有老百姓，不能退”

本报记者 刘新吾

雨后初晴，记者来到重庆渝中区105岁的抗战老兵武恩的家中。武恩翻开老相册，给记者讲起了那段峥嵘岁月。

1940年，20岁的武恩正在天津求学，但日军的侵略打碎了他平静的生活。“日寇推行‘奴化教育’，有一天，我和同学没向日本人让路敬礼，被他们当街打骂。”武恩心中涌起仇恨与热血，决心“不做亡国奴”。

山河破碎，在老师鼓励下，他和同学们偷偷跑到唐山参加工人罢工。一一五师冀东抗日游击队几名队员正在街头宣传抗日，听说这几名青年想打日本侵略者，就带着武恩和同学们来到游击队根据地。从此，武恩成为一名光荣的游击队战士。

“参军两天，我就上了战场。”武恩说着，比出两根手指，“当时没有枪，刘班长就给了我两枚手榴弹。战斗打响后，他爬到我身边，教我投了第一枚手榴弹。”

1942年，时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军分区敌后武工队班长的武恩，前往河北省平山县一个村庄解救群众，发现对面山上还有日军。连长立即下令发起冲锋，武恩冲锋在前，与一名日军展开近身肉搏。

“他的长枪刺进我的胸膛时，我忍痛赶紧开了一枪，击毙了他。”武恩撩开衣领，笑指着胸口疤痕解释，“当时，对方枪里的子弹空了，我还剩一颗，这才‘捡’回来一条命。”

“上战场，害怕吗？”记者忍不住问。

“冲锋时，大家热血沸腾，不害怕。战后想到同伴牺牲的场景，也后怕。”武恩回答，“但我是八路军，我身后有老百姓，不能退。”

从心系家国的爱国青年，到全心革命的抗日战士，武恩在战场不断锤炼自己的战斗意志。1944年，武恩到平西军分区担任新闻宣传干事。部队从日军手上缴获一台相机，但没人会用，指导员找到武恩，将这台珍贵的相机交给他，要求尽快学会、用好，为部队服务。

部队行进到河北一个县城后，武恩赶紧找到当地一家照相馆，向老板请教，学会了拍照、冲洗胶卷。以相机为“武器”，武恩同样冲锋在前，拍摄战斗画面，揭露日军罪行，鼓舞我方士气，拍摄的照片深受战士们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武恩退役，被分配到大西南工作，继续为人民服务。时光荏苒，武恩始终保持一颗坚定向党的赤子之心：国难当头冲锋在前，建设祖国勇挑大梁，离职退休为民服务。

时至今日，在家安享晚年的武恩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每日收看新闻。“看着国家和平、富强，老百姓生活平安、幸福，我们的奋斗没白费，值得！”武恩说。

（徐潇参与采写）